问？”

这些话，都顺着地下交通线传到了宋之仁耳朵里。他知道，机会来了。伪政府和日本官方因为上海银行的事互相猜忌，76号和梅机关见了面就瞪眼睛，没人愿意再用对方的渠道——这就给了第三方可乘之机。

“红色保险公司，明天开始大肆接日本人的业务。”宋之仁给程树打电话时，声音里带着笑意，“告诉十三太保，规矩是：保价实付，中途损耗全赔，只收一成手续费。”

程树如今在上海银行业站稳了脚跟，手里攥着十三家钱庄的关系，人送外号“程掌柜”。

他接到电话时，正在给账本盖章，听见这话，钢笔在账本上顿了顿：“一成？鬼子能信？”

“他们不信也得信。”宋之仁看着窗外掠过的电车，“告诉他们，我们有自己的船，走外滩的英商码头；有自己的人，从上海到长崎，每一站都有接应。最重要的是——我们不跟任何机关打交道，只认钱，不认人。”

红色保险公司开在霞飞路的一栋小洋楼里，门口挂着块铜牌，上面刻着“水火险、运输险”。第一天就有人来——是个汉奸商人，想把在苏州抢的古董运去大阪。

“这对青花瓶，要是碎了怎么办？”商人把锦盒放在桌上，眼神警惕。

程树的副手老顾打开盒盖，指尖敲了敲瓶底：“保价五千日元，手续费五百。我们派两个人跟着，到了大阪码头，你家人验货签字，再付尾款。碎了，赔一万。”

商人盯着老顾的眼睛，没看出半点虚浮。三天后，他收到大阪的电报：“瓶完好，己入库。”

消息像长了翅膀，很快在上海的“圈子”里传开。伪政府的财政次长偷偷来运金条，说要给在东京的儿子买房；日本商会的会长把囤积的棉纱交过来，怕被军部强行“征购”。

最让人意外的是吉本次郎。这位宪兵队大佐总爱板着脸，见了中国人就骂“支那人”，可那天他穿着便装，帽檐压得很低，走进保险公司时，手一首在抖。

“我要给广岛的妻子送钱。”他从皮箱里拿出200根金条，“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宪兵队。”

程树坐在太师椅上，慢悠悠地喝茶：“吉本大佐放心，我们的船走英租界，宪兵队查不到。到了长崎，会有人换成日元，送到你妻子手里——附上你的家书，用蜡封好，不会有人拆。”

吉本次郎盯着程树看了半晌，最后把金条推过去：“要是出了差错……”

“你可以带兵拆了我的店。”程树放下茶杯，眼神平静，“但我程树在上海有口皆碑，还没砸过自己的招牌。”

一周后，吉本次郎收到妻子的回信，说钱和他买的和服料子都收到了，女儿在学校得了奖状。

他捏着信纸，拳头微微颤抖，眼睛湿润，鼻尖通红，看着窗外宪兵队的卡车开过，第一次没骂“支那人”～

但他不知道，帮他送钱的渠道，正把更多的钱变成八路军的步枪、手榴弹。

河平扬一也来了。他比吉本次郎更谨慎，半夜从后巷溜进保险公司，手里提着个沉甸甸的木箱。

“这里面是大黄鱼。”他声音嘶哑，“在满洲抢的，换成日元，给我母亲治病。”

程树打开木箱，里面有足足300条大黄鱼。他皱了皱眉，却没多说：“换成日元要扣三成损耗，手续费一成。三天后到东京。”

河平扬一咬着牙点头。他恨76号，恨李士群，更恨自己没能守住那批钱，可母亲的肺病不能等——他试过军部的渠道，运过去的钱被克扣了七成，这次只能赌。

三天后，他收到母亲的电报：“钱己收到，药己买。”

河平扬一站在梅机关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上海的烟火，突然觉得手里的军刀是那么的沉重了。

他不知道，他用来给母亲治病的钱，正通过红色保险公司的秘密账户，变成太行山根据地的粮食和药品；他更不知道，那个坐在咖啡馆里搅动咖啡的宋之仁，看着他的名字出现在账本上时，眼里闪过的不是胜利的得意，而是冰冷的决心——

这战场没有硝烟，却比枪林弹雨更凶险。他们用算盘作枪，用账本作盾，从鬼子和汉奸手里抢来的每一分钱，都会变成刺向侵略者心脏的利刃。

雨还在下，上海的夜色里，无数双眼睛在暗处亮着。程树的账本又翻过一页，上面记着新的名字，新的金额，而在账本的最后一页，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：

“每一分钱，都是射向鬼子的子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