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荒，修筑水渠，为我大昭增产增收去努力吧！”

他说到做到，原本地方官就有劝农之责，考核时每年的粮食产量税赋收入都是重中之重，如今还要推广新农具和新粮种，就干脆设个劝农巡察御史的临时差使，让那些在京中闲的没事就闻风上奏，专挑皇帝皇后的刺儿，以显示自己的忠贞清正的御史们，去脚踏实地地看看大昭如今的良田几何，税赋之弊，到底根在何处。

慕容荻这次并未罢免他们的官职，依旧属於御史台，只是给他们多了个临时差使，每个御史负责一府之地，要走遍全府所有县镇，不光要巡察有无贪赃舞弊之事，还有劝农的指标，若是不能在三年内令所属府县增产增收，就真的会被贬出京城，下放到地方为官，踏踏实实地去做个父母官。

而大昭的科举，亦是沿袭了两宋的科举制，虽然将原本的各州府解送生员，改为了最基础的童生-秀才的县试，过了县试为秀才，过了乡试为举人，进京过了会试为贡生，最终过了殿试为进士。

基本上除了殿试少有黜落之外，其他都是百里挑一的选拔，竞争十分残酷。

尽管如此，他们考试的范围，依然以四书五经为主，哪怕有时政策论，也很少有接地气的专业行政管理学习，就有不少人当官还得带师爷幕僚，真正处理那些繁杂琐碎的公务的，师爷和幕僚的专业性，甚至强於这些地方官。

然而先帝曾经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户籍制度，按照民丶军丶匠丶竈等分级定籍，一旦定籍，更要求子孙后代“不许妄行变乱，违者治罪，仍从原籍”。

好在这会儿还没限制商户子弟不能参加科举，而其他户籍，除了军户在参将以上者子孙可以参加科举外，匠户和竈户根本不允许参加科举，彻底失去改换门庭的机会。

辛辛苦苦寒窗十载无人知，一朝高中天下闻，可三年一度的会试殿试，考过了也是大昭的基层官员，能入翰林院的毕竟是少数，更多的是去六部观政，也有一部分会被分去御史台。

御史台的官职虽品级不高，却能上书直达天听，大多是一些年轻气盛的官员，就没有他们不敢骂的官，不敢告的人。

其中骂外戚骂勋贵是最为安全，因为自古以来除了个别皇帝之外，对勋贵外戚，在重用厚赏之馀，都十分戒备，御史能替他骂一骂压压风头，对皇帝来说也是件平衡权力的好事。

只是先帝后宫无数，皇后又谨言慎行，御史们大多盯着勋贵抓把柄，替先帝除去了不少在开国后骄纵蛮横丶居功自傲的大将，一旦成功，那升官的速度甚至赶超在翰林院修史编书的同榜三甲，御史台的风光一时无两，导致后来的不少新进士，都争着抢着想进御史台。

好容易抓到了皇后干政，皇帝重商轻农的“把柄”，这一批御史们简直像是疯狗遇到了肉骨头，一拥而上地疯狂上书，奏折如雪花般飞往内阁，令几位阁老都头疼不已。

就连他们，也跟着挨了不少骂。

结果没想到，皇帝能使出这么一招来，简直又狠又准，还让人无法反驳，内阁毫不犹豫地立刻执行，赶紧将这批御史们都送出京城去巡察劝农，这才算松了口气。

然后就遇到了更头疼的问题：皇帝要改变恩科取仕的考试内容，说得还十分有理有据。

如今天下百废待兴，民生处於恢覆期，需要的是懂得治理民生的地方官员，若是当官不懂刑名律法，不知稼穑艰难，不知水利河工……又如何能治理地方，为民做主？

至於那些“直言敢谏”的御史，慕容枫更希望他们除了能说敢说之外，还要能做事敢做事，踏踏实实地到地方巡察劝农，经历过基层锻炼（毒打）之后，才能为国为民献出良策，而不是人云亦云，毫无个人见地，更无凭无据，等於诽谤君上。

众臣不由面面相觑，要说专业，他们自己也是半路出家，如何不知其中艰难，故而皇帝提出这个问题，也不是无事生非，故意刁难。

只是向来科举取仕都是以四书五经为主，若要考这经世治国之道，恐怕还没那么容易。别说考生，就连他们这些当过主考出过考题的内阁重臣，昔日的科举佼佼者，如今都不知该从何下手，如何出题。

首辅张瑛不得不站出来问道：“不知陛下打算如何考问君子治理民生之道？”

以往皇帝出题，都是在殿试环节，而到了殿试，往往很少会黜落考生，等於是最终的排名试。可如果皇帝想选的是务实性人才，他们乡试会试选上来的都是熟读经义，精通时文策论的理论性人才，那最后让皇帝选才，必然会大失所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