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看着手机里微信群，有几个“宗族长辈”在群里发语音，说：“那丫头现在是大律师了，办个案子还不简单，咱们集点钱，她还敢不接？”

又有人回：“她那风评不就靠一个性骚扰案炒起来的？靠嘴吃饭而已，这还端起架子了？”

还有人直接说：“我听说她以前谈个男朋友都要查人家户口簿，这种人啊，精得很。”话里话外都是她想要多收钱。

她看着那些聊天记录，手指发凉。

在他们眼里，她不是人，是工具——能挣脸面的工具、能打赢官司的工具、能被祭出来高谈阔论的工具。

她想起母亲去世那年她回到老家，邻居当着一桌人笑着对她说：“你长这么好看，以后找个有钱男人就行了，别跟你妈似的倔。,e*r+c\i*y\a?n¨.`c?o!m′”那时她才刚实习。她原本以为，那种目光她已经不再害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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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才知道，不是她不怕了，是她太久没有被逼到墙角。

第三天早上，她就被堵在了办公室门口。

两个亲戚坐在接待区，带着一袋土特产、三封请愿信，还有无休止的嘴脸。一个说：“你小时候你妈最疼你哥了。”一个说：“你不帮，咱们老赵家出了个杀人犯，以后还怎么做人？”

连律所的前台都皱起了眉。

他们不是来恳求，是来压人情、讲血脉、混脸面。她恨透了这种方式。

她没有立刻回绝。

那晚，她一夜未睡，翻出旧档案，看那位“表哥”的信息。

她不喜欢他。甚至有点怕他。那是个情绪阴沉、眼神游移的少年，小时候曾在她外婆葬礼上当众打碎花圈。

此案警方调查草率，证据链也不完整。还有一位男性被匆匆排除，监控有缺口，证词时间线模糊。

她迟疑。她怀疑。但她无法断定。

她不愿接这个案子，可她也不敢赌那个表哥一定有罪。

她说服自己——也许，他真的是被冤枉的。也许，这是她最后一次“还人情”。

她也知道，接了，就一定能打赢。

她接了。

案子并不复杂，但极其难看。

死者是一名大三女生，名叫何语彤，21岁，经济困难，靠打零工和做家教维持生活。

她住在城南一栋老旧的合租公寓里，租的是最靠近楼梯间的暗间，每月八百。屋里没有热水器，冬天洗头都靠一壶一壶地烧热水。

邻居们对她的评价几乎一致：“很安静，很礼貌，不爱说话，也不带人回家。”

她像是那种在社会边缘自我收缩的人，小心、节制，仿佛从未给人添过任何麻烦。

但死的时候很惨。

法医报告写得很专业，李悦却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句：“死者头部遭到持续性钝击，造成创裂伤口及失血，最终死因为机械性窒息。”

她的鼻梁被砸断，口腔出血，喉部软组织受损，凶器是一把厨房刀。上面除了死者的血，还有赵星辰的手印——清晰完整，甚至连皮肤细节都刻印其中。

赵星辰，李悦的表哥。案件一开始由他家委托的民间律师接手，提供了一套说得过去、但很快就被驳回的证据链。

他说案发当晚他人在外地，有手机定位和一个外地便利店的消费记录。但调取监控时，发现那便利店监控“刚好”坏了，而定位则因为信号漂移无法精确判定。

更蹊跷的是，案发时间段内的所有关键目击者——无一例外——“不在场”或“记不清”。有的说搬家了，有的说当晚睡得早，还有的干脆拒绝作证。

李悦接手时，距离开庭不到两个月。

她的调查方向很明确：

一，手机定位是否真实可用，是否存在转移或伪造的可能性；

二，指纹是否为第一时间提取，是否可能在案发后有接触；

三，死者与赵星辰之间是否有未披露的私下联系；

四，是否有第三人进入现场的可能性。

警方给出的结论是：单人作案，动机为“临时起意”，或有性骚扰倾向。

她看案卷时注意到两件微不足道的细节。

第一，是死者手机中的一条语音。案发前两周，她向房东表达过：“我不想再见到那个男人了，他盯着我笑的时候我很害怕。”

第二，是技术人员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