藩镇兵力对抗宦官权力，从而埋下了晚唐藩镇、宦官相冲突的种子。 [45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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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争不断

主词条：牛李党争

安史之乱后，君权多弱，相权又不专，导致朝官内部争权夺利、各结朋党，排斥异己。宪宗在位时已经关注朝官结党倾向，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。宪宗以后，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所谓“牛李党争”。“牛党”以牛僧孺、李宗闵为领袖，“李党”以李德裕、郑覃等为领袖。两党大致各由志趣相投、政见相似的官员相结而成。虽然在科举置废、藩镇政策方面有不同意见和措施，也可分出优劣，但总体看，党争的主要表现还是以人划线，此进彼退，互相倾轧。穆宗时，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，本当入相，却八年不得调动，而牛党引牛僧孺为相，造成李、牛积怨加深。唐文宗李昂时，牛李两党斗争日趋激烈，在朝议事，争吵不休；进退官员，唯党为是，以致文宗叹道：“去河北贼易，去朝廷朋党难。”直至唐宣宗时，两党领袖或贬或死，“牛李党争”才告结束。 [187]

振兴国势

唐武宗、宣宗统治时期

主词条：会昌中兴、大中之治

被誉为“万古良相”的李德裕 [185]

开成五年（840年），文宗病重，宦官仇士良、鱼弘志矫诏拥立颍王李炎为皇太弟。不久后，文宗崩，李炎即位，即唐武宗。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，贬黜牛僧孺、李宗闵，澄清吏治，发展经济，有志于革除积弊，出现了较好的政治局面。 [187]

首先，对于宦官有诸多不满的武宗，吸取文宗失败的教训，改用了疏远、冷淡的手段对付宦官 [45]。会昌二年（842年），仇士良煽动神策军哗变，被武宗与李德裕联手挫败。仇士良惶恐谢罪，被剥夺了军权，被尊崇为观军容使。不久后，仇士良主动请辞，被迫致仕 [219]。因此，武宗统治时期，宦官势力遭到遏制。

其次，武宗朝对外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其部众，肃清北疆；对内刚柔并济，使藩镇降服。他挑选了恭顺朝命的雄武军使张仲武继任卢龙节度使，同时坚决派兵讨伐不尊朝旨的昭义镇刘稹叛乱 [187]。武宗以后，藩镇内部骄兵逐帅日见频繁，与中央政府长期相安无事 [217]。

在宗教问题上，武宗崇信道教，并且为打击僧侣地主的势力，他于会昌五年（845年）下诏拆毁佛寺，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，没收奴婢十五万人及大量寺院土地 [130]。由于毁佛成功，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，巩固了中央集权。但在拆毁寺院的过程中，经济损失也不小 [131]。这一事件被称为会昌灭佛。此外，景教等宗教的传播也受到限制。

会昌六年（846年），武宗因丹毒发作而驾崩，宦官选择光王李忱继承皇位，是为唐宣宗。未即位前的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无能之人，但等到即位以后，却表现出励精图治的愿望。他贬李德裕于崖州，抑制宦官势力，打击权贵，勤俭治国，注重选拔人才。文化上，再次尊崇佛教。

大中二年（848年），敦煌（今甘肃敦煌）人张议潮领导沙州等地人民起义，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，并派使者携十一州地图户籍入朝，归顺唐朝廷。经过多年奋战，使河西走廊的瓜、沙等十一州重新回归唐朝，吐蕃势力被彻底逐出河西、陇右之地 [114]。此后“西尽伊吾，东接灵武；得地四千余里，户口百万之家；六郡山河，宛然而归”。 [115]

河西肃清后，唐王朝无西顾之忧，而在武宗、宣宗统治时期，唐朝国势有所起色，百姓日渐安稳，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“中兴”的局面。但他们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。 [182]

走向衰亡

主词条：唐末农民起义、梁晋争霸

唐宣宗统治末期，经济、政治衰退，国内乱象频生 [150]。大中十三年（859年），宣宗驾崩，其子李漼即位，即唐懿宗。当时唐与南诏在四川、云南、广西一线发生了战争，政府财政也发生严重困难，经常预征两三年的赋税。江淮一带又遇到连年水旱，农村十室九空，农民大量逃亡 [164]。待到懿宗甫袭位，国内积累的矛盾便爆发，全国出现大规模的民变。大中十三年（859年）至咸通元年（860年）的裘甫起义和咸通九年（868年）至咸通十年（869年）的庞勋起义拉开了唐朝灭亡的序幕，史称“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” [149]。 [182]

咸通十四